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

二是通过投票的监督，如通过选举、罢免等形式对政府领导成员进行监督，也可以通过投票的形式对政府的工作报告、预算案、决算案等进行监督，以审查政府是否良好履行了其法定职责。

比如水，可能涉及水利、交通、矿产资源、渔业、环境生态和规划建设等各个方面，需要各行政主管部门的协同治理。政府规制功能的扩大，最小国家或小政府、大社会日益失去可能性。

[18]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转送的赤峰市人民政府 〈关于审查张晓利申请行政复议一案应适用地方性法规，还是适用部门规章的请示〉的复函》（国法函 ［2001］223号），2001年9月4日。1992年2月6日的宪法性法律规定了跨市镇合作和跨大区合作。具体地说，此种规范以有关行政机关设立的规定及该机关所掌管事务的规定为核心，进而包括规定行政机关关系的规范。此外还要确定这几部分出现的次序，并为每一部分取一个名字。行政分配权、参与分配权一时成为人们追求的比经济竞争权更为重要的目标。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针对有关出租车管理应适用地方性法规还是部门规章的问题，指出： 关于城市出租车的管理，国务院1998年机构改革时，已经将城市出租车管理职能下放给地方人民政府。[85]基于分权和自治，地方的决策已经不再以国家的名义、按国家的利益、由国, , 家的代表作出，而是以地方行政区的名义、按地方行政区的利益、由地方行政区产生的机构作出。[2]随着对食品安全监管规律认识的深化，有权机关力图通过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对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责任的科学界定来促进其规制权的积极行使。

[7] 《食品安全法》（草案）第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要持续、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积极履行各项政府职能，必须依靠常规管理与调控制度的重建或再造，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充其量只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最后的威慑工具。《立法法》确立了对地方性立法的备案和审查机制，而这种机制不仅需要良好的上位法为下位法提供立法依据和执法准则，也需要积极的实践，形成一种立法审查的压力机制。协商不一致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协调意见，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如在2011年沈阳毒豆芽事件中，沈阳市打假办虽然会同公安、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对豆芽的生产和销售的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各部门均称毒豆芽不归自己监管。[6] 周汉华：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分析及其改革建议，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四十一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我国原来的食品安全分散化监管体制的设计源于食品问题的社会交叉性等特点，其本意在于通过调动多部门的监管力量与监管资源，形成食品安全监管的合力，以实现更有力的食品安全控制。地方政府基于其权力的来源，可以从地方的整体利益出发而超越部门利益主义，因此地方政府成了最合适的主体。《食品卫生法》对地方政府的责任主要集中于第17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并对执行本法情况进行检查。现行监管体制是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为主，其他部门承担相关食品安全工作。

与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食品厂商相比，消费者虽然群体庞大，但是由于利益的分散性和搭便车效应的影响，消费者难以组织起来与厂商对抗，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监管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2015年4月24日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监管主体上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而打破了以往由质检、工商和食药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活动进行分段监管的分工模式。从权力架构体系来说，在地方事务的管理中，必须有对权力机关和上级政府负责的统辖主体。地方政府是本级人大的执行机关，对地方行政事务负有统辖管理职责，必须对地方发生的各种事务进行及时的回应。

[13] 参见沈阳毒豆芽明确由农委处理，载《青年时报》2011年4月25日，第A08版。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责任也是一个变迁的过程，通过对有关文本的考察，不仅使我们明了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责任变迁，也会深化对地方政府责任的认识。

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则是对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更高要求，地方政府不仅作为对监管部门的监督考评主体，自身也承担了制度建构、机制建设等建设性责任。上级政府负责对下一级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评议、考核。

为了促进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发挥，使其既积极作为，有效督促各职能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又避免因地方保护主义或因官员私人利益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必须发挥代议机关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作用。其次，制度上的不正义必然会导致实践的不正义，上级政府应加强对下级政府立法的备案审查功能。地方政府在日常监管中的组织协调处于隐性状态，充分尊重监管机关的职权判断和专业素养，主要通过其影响力弥补监管的空白或交叉现象，打造有效、全程和无缝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应确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将经济性因素的比重适当降低，以使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能够集中于社会性规制领域。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

[42] 张翔：《逮捕权配置与宪法相关条款的释义》，载《法制日报》2013年5月22日第12版。可见，留在某处的前提需在某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初查期间如果可以采取调查活动的12项措施，则初查与调查内容重合、调查无实际意义，且由于初查程序排除于司法程序之外，实质上因初查和调查的重合而亦将调查活动定位于行政权。

从证据角度看，假设最终调查活动排斥刑事侦查意味，将产生调查证据转化难题：行政机关侦查活动取得之言词证据不得直接作为起诉证据，这是当前刑诉法明文规定，不仅由证据自身特性和刑诉法规定所决定，也是对审查起诉职能的尊重。如果二者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借鉴党指挥枪模式，纪委是党的纪检机关，二者都接受党委领导，由此形成类似A←B=C结构。

其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难以达成客观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印证统一，采用技术手段是收集客观证据必不可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客观审查的需要。宪法135条规定中加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办理职务犯罪的刑事案件方面有一定意义。[7] 基于裁判请求权、提起申诉和控告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或补偿权，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损害或侵犯时，有权利救济权。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委员会 法律规制体系 。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2页。监察体制改革应当在加强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人权保障之间寻找价值平衡，接受法律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参与人广泛的辩护权利，转隶职务案件技术侦查权至监察委员会，在实体审查、程序审查、执行操作、期限等方面具体规范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有关法律对此做了一些规定，但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3]未来职务犯罪调查活动如何接受程序性规制？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实际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项目号14JZD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但是，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行政强制措施接受的限制实际上远不如刑事强制措施。

1.从职权范围来看，第一，职务违纪违法行为的调查活动（作为行政调查权）无权采取《决定》规定的调查强制措施，否则，即使将职务犯罪调查定位于刑事侦查范畴，实践中亦可先行预判全部案件为职务违纪违法行为，以规避刑事司法的规制。刑诉法规定的通缉措施亦应转隶至监察委员会，由公安机关执行。可见其认为监察委员会之调查权属于调查而非侦查。不论如何，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调查活动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律师介入不仅是优劣取舍的问题，还是底限问题。

前述原则可以总结为国家中央军委跟党的中央军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中文摘要】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

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例外情形是面临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程序性控制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参见邓联繁：《我国宪法中的执政党》，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

本文旨就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之建构做先期探索，许多观点及细节讨论还不成熟，抛砖引玉之作，以堪探路尔。刑事强制措施方面，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且不得连续拘传，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刑事拘留比较复杂，但最长也不得超过37日，逮捕一般不得超过2个月，不同特殊情形可经批准延长1个月、2个月或更长（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还规定了各项刑事强制措施与自由刑的折抵问题。